2016年5月15日，同济大学人文学院70周年院庆学术会议“技术时代与人文科学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云通楼成功举行，吕培明副校长、孙周兴院长分别致辞，参与研讨的嘉宾有吴晓明、孙甘露、童世骏、刘日明、万书元、张志扬、陈家琪、孙向晨、王鸿生、鞠实儿、郁振华、盛晓明、万俊人、邢滔滔、徐兴无、张志林、刘晓力、朱刚、贺来、陈嘉明、张永胜、叶隽、王国豫、吴根友、郜元宝、盘剑、张中良、杨熙楠、吴彤、唐正东、孙长初、周程、陈晓兰、王静、张继云、唐正东、韩潮、柯小刚、李向民、吴向东、余佳、盘剑、曾建平、李桂枝、刘晓鑫等4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井冈山大学、安阳师范学院等院校，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作协、香港道风山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等单位。云通楼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新楼，位于四平路校区赤峰路校门内，已于昨日下午正式启用。会议在两个分会场同时进行，持续了整整一天，学者们对于技术时代的人文学科之处境与可能性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堪称一场思想的盛宴。
在纷纷表达对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建院70周年的祝贺之后，专家学者们对技术时代的人文学科的前沿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迫切而深入的探讨。专家学者们的议题涉及技术时代的哲学本质、人的自我理解、故事与情感的变迁、跨界科学、经典、教育、虚构叙事伦理、友谊、道德与政治、未来哲学的形态等话题，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文科学在遭遇技术时代时的危机，追问了技术时代的统治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但同样也为人文学科的未来做出了积极的预言。
在分组讨论前，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分别发表大会主题报告，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万俊人教授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鞠实儿教授主持。
吴晓明教授提出，在技术时代，人文学科并非是“应当所是”的东西，不是单纯的主观意识，而是要提出思想的任务。人文学科不能仅仅将自身理解为技术异化的对立物和解毒剂，而是要比主观意识更深刻地去思想。对主观意识的批判，才能开启思想的可能性。研究人文学科，一定要结合当下社会的具体现实处境。
孙甘露先生代表上海市作家协会对同济人文学院70周年院庆表示祝贺，并且用几个生动的小故事，表达出故事的讲述方式随着时代的转变而变化，表达情感的方式也随之在变化，其中，表达媒介的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童世骏教授在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发表500周年之际，提出了历史上乌托邦的几个版本：政治道德化的乌托邦、政治科学化的乌托邦、政治审美化的乌托邦、劳动的乌托邦，而在技术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哈贝马斯所谓的交往的乌托邦，人文科学对技术时代的指导体现于以交往为特征的精神生活。
我们处身于一个技术昌盛的时代，技术渗透于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既提供无数的便利，又无处不宰制着人类，对技术的思考是一个极具时代特性的迫切问题，也是一个激发着思想潜能的前沿问题。在随后的两个分会场上，学者们纷纷思考了人文学科在技术时代面临的危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张志扬教授讨论了何谓“技术统治时代”，他指出了技术的顶级理论：人是基本粒子构成的。机器人从前是弱人，现在是强人，之后会不会变成超人？在此情形中，人文学科如何存活下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志林教授直接追问，技术时代，哲学何为？他认为需要展示关于技术的哲学思考，追问什么是技术哲学。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盛晓明教授从温伯格的“越界科学”说起，提出科学一直面临着他者：宗教、政府、产业、人文，并发问：如今科学才遇到了最厉害的他者——民粹主义，而人文学者该如何面对？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教授揭示了人文学科的危机：让哲学变成一种科学，让哲学变成实用技术，人文科学需要生产产品，因此人文科学不断地受到挤压，并进而追问人文学科该如何自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万俊人教授则认为人文科学与技术之间是有隔阂的，“科学知识是水，人文知识是酒”，人文的问题关键是文人的问题，他认为还是以自由的文人学者身份生活更好一些。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周程教授谈到了电报技术对常用汉字文化的形塑，由于清末电报技术的普遍运用，汉语逐渐形成了8000个常用字的规模，新闻电讯则又进一步推广了常用汉字的使用。他认为人文学科不可避免地受到科技影响，而我们不能无视科技对人文的影响，只有走出人文的小楼才能开拓人文的领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晓力教授则从AlphaGo讨论延展认知，他认为随着技术时代的到来，我们可以用可错性来修正哲学的一些问题，将其放置在共生的系统里。人文科学在技术时代依然有着很大的希望，但是也需要人文学者的不断努力才可以不被科学挤垮。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贺来教授认为，技术时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技术时代哲学的任务还是要坚守哲学的根本品质：批判性。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陈嘉明教授指出，人文科学不应该简单地挪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要去把握思维的规律，追问事物的价值。北京大学哲学系邢滔滔教授则倡导人文学科的逻辑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吴向东教授则希望技术时代人文科学研究应该进行变革让实证的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结合。人文不会消失，但我们要改变研究对象。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友教授从《庄子·养生主》中的技与道出发，提出要将技术纳入人文科学之道中，不能去限制技术的发展，而应打通人文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节点，但同时要注意唯技术论的危险。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叶隽教授通过考察冯至在同济任教的人文理想，指出人文科学与技术应是殊途同归的。南京艺术学院李向民教授、浙江大学盘剑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孙长初教授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出发，认为在技术时代，技术为人文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命题，人文科学要紧跟技术的步伐，促进传统人文学科向应用学科转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李向民教授更是充满自信地表示：“现在是人文发展的非常好的时代。”
许多学者则讨论了在技术时代研读经典和传播经典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郁振华教授呼吁重视经典，需要记住并且运用蕴含在经典中的启示，培养哲学的心性，解决技术时代恼人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余佳教授也提到技术时代人文学科的教育问题，教育问题关系到人文的传承，他提倡向学生推荐经典书目，让经典活在当下，而且可以采用多元途径让学生接触经典，比如话剧、电视、电影等。上海大学文学院陈晓兰教授从旅美游记的角度梳理民国时期对于美国教育的实地考察，从而提出一种在地性的教育方式。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永胜教授则另辟蹊径，从文学教育的角度出发，谈到文学应该发挥自我呵护技能，保留文学自身的气质、知性，抵制外部对文学的压迫、技术化改造。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国豫教授则重申了技术时代伦理学的使命。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陈家琪教授也讨论了技术化时代的道德与政治，当代哲学已经从私人艺术的时代走向了外在的、社会政治的时代，如果说我们仍然生活在道德的自我满足之中，我们将无法适应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用外在的力量来回应哲学的变化。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王鸿生教授在谈到“虚构叙事伦理”时，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这个技术时代是人与机器地位发生转变的临界点，文字是人造的，而数字则是对自然密码的破译。技术时代的类型化写作就是技术对人控制的表现。当机器可以模拟人的情感、欲望时，人应该如何自处？我们必须严峻地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不过他还是认为，技术的产物不会真正拥有人的感情，这是人文科学的不可替代的伦理价值的来源。
许多学者积极设想了技术时代的未来哲学的新面目。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鞠实儿教授从难以实现的普遍主义，讲到了永远等不到的戈多，再到未来哲学的发展。他提出，未来的哲学系应该成为全球精神交往的中心，让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本土生活方式的人能聚在一起探讨、交流前沿问题。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王静教授则认为，工具不局限于机械性的工具，广义地来看，政府之类的也算是工具，技术本来就内含着人文的内容，技术不应该被看成是冷冰冰的应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韩潮教授指出，若有一天，几乎所有东西都被人工智能化，人文的价值反而凸显出来了。文学（风格）、历史（时间性）、哲学（认知）都取决于研究者自身，构成了普遍语法的障碍，这也恰恰成就了人文学科的防御性。清华大学哲学系吴彤教授认为，人文科学不应被实验科学异化，而应该保持希腊哲学那种为科学而科学、为探索而探索的精神。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柯小刚教授在谈论古典技艺与当代技术的关系中，从《易经·系辞传》里引用了“网罟”这个语词，他认为构成一个网，需要网结，网线，网眼。网眼代表“无”的存在，现代技术长于精确的计算，从点到点，非常精确，但是仍然无法抹除那个“网眼”的存在。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孙周兴教授认为现代科学将人逼到绝境，这是技术的时代，也是虚无主义的时代，人文科学只有以海德格尔提倡的“不要”和哈贝马斯的“讨论”的姿态来进行反抗，才有可能绝地反击。他的这个观点引起许多学者的热烈回应，这足以证明，在技术时代，人文科学依然拥有不断创生的可能性，也拥有无法替代的力量和位置。
（文字：张佳韵、王若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