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9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复见天地之心——纪念王阳明诞辰550周年青年学者工作坊”在上海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3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五十名学者参会并展开研讨。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张锦枝副研究员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成素梅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原所长方松华研究员致开幕词。
本次会议由七场主题报告组成。
第一场主题报告由南开大学卢兴主持，同济大学谷继明评议。
山东大学翟奎凤的报告题目为“阳明学良知说与朱熹之‘虚灵不昧’明德论”。他认为，阳明在论述中常常用来讲“良知”的“灵明”、“灵昭不昧”与朱子晚年在佛教背景下将“明明德”解释为“虚灵不昧”，在强调心性跃动性和人的主体性的角度上，是十分接近的。故而他认同阳明后学及明清时期的学者试图以此为基点会通朱王的做法，进而指出儒家道统宋代在朱子而明代在阳明，二者相续于同一法脉。
华东师范大学朱承以“王阳明对孔子‘正名’的理解”为题，针对朱子《论语集注》和阳明《传习录》中关于“孔子正名”提出的不同方案探讨了二人在处理政治问题时采取原则的不同倾向。朱子更为凸显人伦原则的优先性、先君遗命的合法性以及权力的公共性,通过“父子之别”来正名；而阳明侧重强调人情在政治权利、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试图通过“父子之情”来化解名位危机。这体现了二人对“名正言顺”的不同理解。他认为，阳明的思路虽有迂阔之处，但也显示了一定的政治智慧。
武汉大学张昭炜和单珂瑶以载于《密之先生杂志》的《胡庐山自矢文》与《管子登忏罪文》两篇忏文为例做了题目为“阳明学忏悔思想研究”的学术报告。经过阳明的诠释，儒学的成圣被内化为纯乎天理、去人欲，而胡直与管志道作为阳明后学，以此将阳明的去人欲而成圣的工夫还原为忏悔。胡直的忏悔工夫主要针对忿欲、名利等杂念，以无欲主静为核心，以慎独来平衡主静与持敬，指向独知心体的自然呈露，此是援佛入儒；而管志道的忏悔思想包含经视和出世两个维度，分别指向为学障蔽和轮回业债，此是儒佛会通。
华东师范大学卢盈华着眼于阳明学对当代伦理社会的启示，他的报告题目为“良知与说谎能否相容”。他首先阐释了儒家与阳明对谎言的总体立场，辨析了“诚”与“信”之同异，又结合康德学说讨论了善意的谎言是否符合良知，并对防止伤害进行讨论和限定，进一步探讨欺骗与指向未来的欺骗——虚假约定。他指出，良知允许的应当是意图防止伤害的、为生生之仁所引导的、被恻隐与爱的情感动力驱动的谎言。除此之外，说谎是否合于良知还与情境有关。
第二场主题报告由上海师范大学邓辉主持，上海师范大学杨杰评议。
武汉大学陈晓杰以“阳明学的悖论——以女性能否成圣为线索”为题，围绕知识、政治、判断之自由、男女之“同一”与“差异”四个维度展开论说。针对最后一个维度，他对王龙溪和李卓吾的相关论述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他认为，针对“女子能否成圣”的探讨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得到一个“能”与“不能”的结论，这一问题实际关系到“圣人”之内涵这一儒学的本质问题。而“女子能否成圣”问题的探讨在阳明学中竟是空白的，这值得我们深思。
清华大学高海波的报告题目为“试论朱子与阳明学体用观的差异——以二者对‘体用一源’命题的诠释为中心”。他分析了“己丑中和之悟”前后，朱子“体用一源”观的转变，即由体用一体共在、互相涵摄的体用观转向了体先用后的体用观，这导致了朱子在工夫论上主张在体用两方面双管齐下的“静而存养，动而省察”的二元工夫论。而阳明及其后学整体上坚持了与伊川和湖湘学派相似的体用互摄的体用观，这也决定了他“即用以求体”的工夫论。
陕西师范大学江求流报告的题目为“良知与气：再论阳明学中良知的创生性问题”。他采取了在阳明学中，气在存在论上具有更为本源的地位的这一观点，进而把气内在的生命力理解为阳明所谓的良知或生理。他认为，阳明正是在气是化生万物的主体、良知是气生化万物的内在动力的意义上，断言良知是“乾坤万有基”、是“造化的精灵”的。
浙江大学柳旻定的报告题目为“韩国郑济斗与其仁学——以《论语说》为中心”。她分析了韩国阳明学的代表人物郑济斗的仁学之特征，并将其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把仁定义为心；二，把仁和圣等同起来；三，与朱子相同，把“克己复礼”的“己”解释为私欲，并进一步指出郑济斗的学问以阳明学为中心，同时兼有朱子学和实学的特色。
第三场主题报告由中山大学陈慧主持，浙江大学李明书评议。
中山大学傅锡洪围绕“在朱子与程明道之间：论王阳明对为学道路的选择”一题展开讨论。他认为，在阳明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是于朱子学，于程明道、陆象山、湛甘泉等人的学问也有扬弃。阳明所主张的工夫直接凭借展现于现实世界中的本体展开，既不必像朱子主张的那样首先诉诸漫长而艰苦的格物致知工夫，也不必像程明道、陆象山、湛甘泉等主张的首先通过顿悟之类的方式以充分把握本心。阳明综合了两个工夫方向，即后天工夫因本心作用的引入而简易，先天功夫因后天因素的引入而严密，形成了“先天渐教”，开创了一条不同于此前儒者的道路。
华东师范大学李想的报告题目为“万全之法视域下的阳明四句教及阳明后学的分化与融合”。他注意到了阳明二三代弟子在工夫形态上各异又相互批评，但在最后又产生一融合之趋势，并认为这是由于王畿、钱德洪二人对阳明四句教有不同理解，更重要的是阳明四句教本身就包含着悟与修两个方面。在阳明的四句教中，“自觉”和“自然”也就是修和悟这两个要素在不同的适用条件下存在着不同的侧重，所以具有动态性与开放性，形成了不同的工夫类型，也就形成了工夫的一与多的辩证关系。这也就是阳明后学分化而融合的理论基础。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孙钦香结合徐爱与阳明关于著述和实行关系的讨论做了题为“‘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阳明文实观析评”的报告。她将阳明此论置于儒家文道、文质关系的诠释史中，并认为此种观点与象山“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及子路“何必读书”论相近。她认为，阳明这种将天下大乱归罪于著述的论述是对儒家“文以载道”主张的极端运用和孔子“与文”思想的游离和挑战，是极易滑出儒家看重人文教化的轨道并走向道家自然无为之领地的。
贵州大学张明的报告“王阳明裔孙在贵阳”，以发现于贵阳阳明祠堂中的《阳明先生燕居小像》为引，考证并介绍了将阳明此像由浙江带至贵州的阳明裔孙王惠、王介臣父子两次迁居、携像入黔、重刻古籍等事迹。这是王阳明贬谪贵州300多年之后，王阳明裔孙在贵州有明确记载的活动痕迹。
第四场主题报告由中山大学仝广秀主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硕、上海大学曾海龙评议。
北京大学刘莹、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茂林的报告“论阳明学之近代‘复权’”从三个维度讨论了阳明学继有清一代的沉寂后于近代重新登上了思想舞台的问题：作为“激活词”的“阳明学”、作为明治维新动力的“阳明学”以及“启蒙”思潮下的“阳明学”。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所谓的“阳明学”和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所倡导的“阳明学”都带有浓厚的“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作为学问的阳明学也在清末不断酝酿，最终在得以在近代错从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得以复权。
中国人民大学刘增光的报告“王阳明心学的经学之维”对王阳明经学观念的内在脉络做了梳理，并指出阳明谈论经学的资料非常丰富。阳明曾提出“六经者，皆吾心之记籍”、“圣人之学，心学也”这样的命题，这是阳明的心学化经学，而在这一过程中阳明将辞章口耳之学转向身心之学。阳明强调了事变的无穷性和义理的无穷尽，也拉近了古今、圣凡之间的距离。经学在阳明心学化的过程中降低了经典的权威性，突出了对“道”的思考。这样的经史观念不仅在明代流传甚广，也延及清代经学。
湖南师范大学萧平的报告“《王阳明年谱长编》商榷与补正”对在《王阳明年谱长编》中束景南先生所做出的关于阳明之学和白沙之学的关系的判断进行了商榷。他经过考证认为根据已有材料还很难得出王阳明通过林俊与陈白沙在京城相见，进而提出很难认为阳明与白沙有交往、其学有传承的关系的结论。由此观之，阳明对白沙很少提及也就不难理解了。
厦门大学谢晓东和李治言的报告题目为“以道德相对主义的视角看王阳明的良知观”。报告将王阳明的良知观在元伦理学上划分为强实在论、道德认知主义和非自然主义并承认王阳明的良知说解决了道德动机的问题，但同时也对王阳明如何为良知进行辩护提出了疑问。
东南大学张星以“阳明学者的生死关怀——以罗近溪的悟道历程为例”为题，通过展示罗近溪悟道历程中的关键经历，来验证悟本体的心性工夫与透悟生死所具有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 ——正视人之有死的问题可以成为立志契机；怕死之心可以转化为工夫动力；生死交关的临界状态更是悟道契机，并探讨其背后的依据及将生死问题纳入心性工夫的可能性，以帮助当代人正视存在-死亡焦虑，进而安身立命。
第五场主题报告由上海师范大学孙逸超主持、兰州大学王涵青评议。
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的报告“‘即物穷理’与‘心即理’之辨——以张履祥、张烈为中心”介绍了张履祥、熊赐履、魏裔介、张烈四位清初朱子学者对阳明学“心即理也”的批判。从他们的观点之中，可以看到经过阳明心学运动之后，程朱理学实际上在学术体系上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陈焱的报告题目为“研几与良知：薛侃研几思想研究”。他认为薛侃作为阳明后学，其《研几录》中将研几与阳明之良知合一的核心思想颇有独到之处。在薛侃看来，无时无刻地（当下即刻不停地）以良知的虚明灵觉研善恶之几，是保证个人去除物欲之蔽为善去恶成道成德的关键所在。薛侃的研几中的这种种踏实的现实工夫论趋向，实际上对于阳明的“致良知”之说，在具体工夫层面做了阐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顾家宁的报告“古今内外之间：黄宗羲与明清之际思想研究的方法与视角”关注于明清思想转型这一学界热点问题，通过对侯外庐、岛田虔次、沟口雄三对这一时期思想研究方法的分析，勾勒出了晚明清初思想研究的重要典范。侯外庐提出早期启蒙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的普遍视野而在启蒙视角下对明清思想史作出长时段的整体性解释，对于个体思想人物的把握则颇有点到为止之憾。岛田虔次聚焦于明代心学本身，试图从近世精神世界的内部发现其近代因子与极限，在严格的模式比照之下，明代儒学与近代思维终有一间之隔，“彻底的近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根植于近世儒学的近代萌芽必然挫折于其自身的内在限制。沟口雄三则更进一步尝试从中国思想中发掘其自身的近代原理，由此，黄宗羲不再是近代的先知与传统的异端，而是被脉络化为中国前近代思想曲折演进过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标志性节点。
中山大学赖区平的报告“心理关系重探：基于道学史的两个节点”，围绕朱陆之争与罗王之辨展开讨论。在朱陆之争时，朱子一方面指出心学易认欲为理，一方面指出心学未能真正落实心与理一；而待到罗王之辩时，罗整庵仅以认与为理来批评王阳明，朱子的后一批评反而成为阳明批评理学的利器。宋明两次争论中批评视野的变动和转化，关乎道学分派及其标准的变动，需要在研究中加以关注。
西安交通大学钟治国的报告题目为“张横渠的‘民胞物与’说与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说合论”。他指出，虽然二者在表述方式和义理内涵上颇为相似。但横渠是从宇宙生成演化的终极本体上寻找民胞物与的依据，这种更侧重于宇宙本体论、生成论的论证导致其工夫论不是从“理”这次一级的范畴而发；而王阳明则是在“心即理”的基础上，阐发心与万物在一气贯通和意义互构两个方面上的原本一体，故而阳明主张不必外心求理。由此可见，“民胞物与”与“万物一体之仁”所蕴含的本体体证与工夫主张并不尽相同。
第六场报告由苏州大学朱光磊主持、首都师范大学雍繁星评议。
大连理工大学姜含琪的报告题为“王艮的理想人格探究”。她认为王艮结合宋明理学中对“圣人”观念的道德化诠释，进一步丰富了以圣人为目标的理想人格的实现路径。他以“大成圣”为理想人格境界，通过对《中庸》的借鉴，一方面从尽己之性的角度，基于体用一源的原则，重新解读良知的内涵，为人人成圣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就成物之智而言，把大成圣实现的关注点聚焦在“日用”的层面，强调“大成圣”的反求诸己的躬身实践性。
杭州师范大学申绪璐的报告题为“张九成的儒释交往及其心学思想”。他指出，尽管张九成与佛教僧道交往频多，但是依然坚持其儒学的立场，这体现在格物和求仁两个方面。张九成的格物穷理思想提出穷一心之理以穷万物之理，由内在穷理以参赞化育外在世界。张九成将求仁看作孔子第一要义，不仅强调以“觉”训仁，还特别注意杨时以来的仁义兼举思想。张九成的思想发后世陆王心学之先声，是北宋二程道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不能简单地看作受佛教影响的杂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苏晓冰的报告题为“自得之学的澄明——对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核心问题之探讨”。她认为，王阳明哲学的实际架构在龙场悟道时就已经成型，而在阳明在此时的概念使用、内容表达有清晰表明了其入学归向，其实质乃是儒学原始经典的激活。所以龙场悟道在阳明学中具有的开端性意义之所在，其实是在阳明“自得之学”与流于文字之上、口而之间的“世儒之学”的对比下，而非儒佛之辨的背景下展开的。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张宏敏发表了题为“为黄绾生卒年、表号、职官等正名”的报告。他经过考证认为，黄绾的生卒年应为（1480-1554）而非（1477-1551），其表字应为“宗贤”而非“叔贤”，官至“礼部尚书”而非“南京礼部尚书”，著作有《石龙集》、《明道编》而不仅限于此二部。
同济大学刘昊在其发表的报告“作为物的“佚文”是被遗忘的吗？——阳明《矫亭说》真机的流传与记忆”中指出，我们现在在学术研究中，已经习惯于阅读现代学术整理点校的各类文本，对于阳明《文录》、《传习录》的早期刻本及其中的佚文也只把其中的文字资料作为研究对象。阳明手记原稿、石刻等物质形态的材料的被忽视会进一步使人们遗忘阳明真迹的物质形式及题跋背后的丰富信息，这些物质材料在流传过程中所承载的思想和历史印记也被置于学术研究之外。而如果我们转换视角，将物质性的佚文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非仅仅重视佚文本身的校勘、史料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激活阳明佚文、书法研究的新视野。
第七场主题报告由上海大学袁晓晶主持，天津社会科学院李卓评议。
中山大学陈乔见的报告题为“解书不通，只要解心——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他解释说，王阳明之解经不在“文义”上用功，而在“心体”上体当，这并不意味着经典可以被随心所欲的解释，而是以“吾心”这一是非判断的终极根源取代了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的外在标准。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不仅受到孟子“以意逆志”的影响，而且也深受庄、禅“言意”“言道”之辨的熏染。以今观之，王阳明的解经学的一些观点也蕴含了戴维森等人所谓的“善意原则”和“人性原则”。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李旭的报告题为“论王阳明致良知的大学之道”。他认为阳明以知致为《大学》之头脑突破了朱子学“居敬穷理”的工夫体系，进而实现了动静、有无之统一。但是，这也导致了阳明忽略了《大学》中“物”与“事”之间的差别，虽得《大学》“知本”的宗旨，却可能未尽“知止”之义。从儒学整体看，《大学》虽然体现了孔门学问“务本”的宗旨，而且规模广大条理详密，但其义理未必能赅摄整个儒学，阳明继承朱子以《大学》为儒家《四书》之首，从中发明出来的义理工夫可以说“近道”，却未必是“至道”。
同济大学陈畅在报告“王阳明静坐工夫新论”中，首先讨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静坐的三个形态——与“身体”有关、与“心性解脱”有关、与“政教秩序”有关。理学家的静坐工夫是以心性和政教秩序的融和为目标的，如何处理其中的张力关乎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他通过分析阳明哲学中的动静与内外、静中之物与万物一体之仁两组思想概念，指出阳明在江右以后不再专提“静坐”工夫而易之以“致良知”，这意味着阳明良知学的目标是体验和养护生生不息的天机，培养情感的关联，进而把“静中体验”转化为“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其意义在于构建伦理社会，以积极推动社会政治改革、解决时代的政治难题。
闭幕式由同济大学陈畅教授主持，上海财经大学朱璐副教授、王格副教授为本次工作坊作了总结发言。朱璐副教授对本次青年学者工作坊中提交论文的质量、谈论问题的深度、采用的材料之新给予了高度评价。朱老师结合她在孔子学院工作的实践经验谈到，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社会背景下，人需要人性的温暖和关怀，阳明学的“复见天地之心”正是回应了时代和社会的问题，儒家学者对阳明学的研究也正是体现了其对社会的担当。
王格副教授则指出此次纪念阳明诞辰550周年的学术会议海纳百川，学者们的研究既有批评与反批评，还有修正与反修正；既有思想意义的读解，还有文献、历史、图像，甚至实地考古；不仅有王门遍天下的南北东西，还有古今中西的交锋与对话。纪念和思考阳明远远不只是纪念和思考明代浙江余姚出生，绍兴成长的那位先贤，而是继续思考和与我们当下的事件密切相关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就如日月一样照耀着每一代人的人生道路。
至此，“复见天地之心——纪念王阳明诞辰550周年青年学者工作坊”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撰文：田雨生）
